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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各省市七普人口数据次第公布，千万人口城市版图基本成型。

  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共有18个城市进入千万人口城市阵营，包括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深圳、天津等，其中重庆人口最多，达3205.4万人，继续维持第一大千万人口城市地位。

  与2010年六普数据相比，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新晋千万人口城市共有7个，即西安、郑州、武汉、杭州、东莞、青岛和长沙，而南阳、保定跌出千万人口城市之列。

  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14个同时满足“GDP超过万亿，常住人口超过千万”条件的城市，即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天津、郑州、西安、青岛和长沙。梳理其房价变化以及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情况，以此来看这14个实现“双万”城市背后的经济发展和房价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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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城十年房价翻番

  就新增人口而言，近十年，14个“双万”城市常住人口均呈现增长状态，人口增量达4921.7万人，平均人口增幅26.8%。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易居百城房价指数发现，就房价上涨而言，14个“双万”城市房价全部上涨，但上涨价格和上涨幅度分化严重。

  房价上涨区间横跨0.65-3.44万元/平方米，一半城市房价上涨超万元；

  房价涨幅在60.6%-171.7%区间，12个城市十年来房价涨幅超100%。

  也就是说，86%的“双万”城市房价翻番。

  得益于经济水平、产业就业和社会文化资源等多方面优势，一线城市仍然有旺盛的房价上涨动力。深圳、上海、北京和广州四大一线城市房价绝对增长值排名前4，近十年分别上涨3.44万元/平方米、3.37万元/平方米、2.79万元/平方米和1.68万元/平方米。

  紧随其后的是苏州、成都、杭州、西安等房地产热点城市，近十年房价分别上涨1.5万元/平方米、1.09万元/平方米、1.08万元/平方米和0.89万元/平方米。其中长沙由于房价基数最低，成为了14城中房价绝对增长值最低的城市，近十年房价上涨6510元/平方米。但是其涨幅比例并不算最低的，近十年涨幅129.8%，高于武汉、青岛、郑州、重庆等热点城市。

  产业聚集、经济发展动力强、落户政策和人才政策相对宽松等成为驱动热点房地产城市房价上涨的共同动力。

  “双万”城市近十年房价涨幅与房价绝对增长值之间存在错位情况。房价涨幅前5城市为成都、深圳、上海、广州和西安，涨幅分别为171.7%、168.4%、150.5%、143.9%和139.5%。

  房价基数高低不等是房价绝对增长值和房价涨幅排名错位的最重要原因。

  北京十年来房价上涨2.79万元/平方米，在14城中排名第3，但由于2010年房价基数为2.03万元/平方米，房价涨幅137%，在14城中排名第6。

  成都2010年房价为0.63万元/平方米，十年来房价增长1.09万元/平方米，为成都带来171.7%的房价涨幅，居14个“双万”城市之首。

  重庆与成都是西南“双子星”城市，但重庆房价的绝对增长值和房价涨幅远低于成都。

  2010年，重庆房价0.56万元/平方米，近十年房价增长0.73万元/平方米，房价涨幅128.4%，分别排名第11位和第9位。

  这与重庆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试点房产税、推行地票制度、土地供应较为充足等因素有关。

  从地域分布来看，14座“双万”城市中，北方城市有北京、天津、西安、郑州和青岛5座，除北京和西安外，天津、郑州和青岛十年房价绝对增长值在0.71-0.78万元/平方米之间，涨幅在76.6%-127.1%之间，房价绝对增长值和房价涨幅排名都比较靠后。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除少部分城市外，北方城市整体的房价上涨动力不如南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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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郑州、杭州城乡收入倍差小

  2020年，上海是唯一一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7万元的城市，北京离7万大关仅有一步之遥，深圳、广州、苏州和杭州也均超过了6万元。

  长沙是“5万档”唯一的选手，青岛、武汉、天津和成都处于4万元到5万元的区间内，郑州、西安和重庆则在3万元到4万元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14座城市中，2020年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武汉居民收入出现了下降，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362元，比上年下降2.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057元，下降2.9%。但今年武汉的居民收入在加速恢复，前三季度达到了40559元，已经超过了青岛同期水平。

  重庆的居民收入在14座城市中排最末，仅相当于杭州的约一半，并且低于全国同期32189元的水平。

  整体来看，除了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之外，其他城市的居民收入排序与GDP排序并不吻合，甚至有的相差甚远。

  事实上，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往往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前者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人均产出创造水平，后者则衡量的是居民财富收入。一般而言，人均GDP越高，意味着产业附加值越高，相对应从事这些产业的人员收入水平也会更高。

  在“双万”城市中，杭州的农村居民收入最高，达到38700元。如果从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来看，杭州并非表现最优，长沙和郑州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分别为1.67和1.73，其次才是杭州的1.77。其中，长沙尽管居民整体收入排在第7，但农村居民收入排名升至第4，与上海不相上下，超过了广州、北京等地。

  长沙统计局曾在不同的分析文章中指出，工业园区落户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发展；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为发展都市农业提供了便利；城乡统筹走在全国前列，城乡基础设施加快对接，公共服务一体化成效显著，城乡居民养老、医保统筹一体化和大病保险全覆盖等。

  去年，长沙发布《发展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据长沙本地媒体今年3月报道，全市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应建尽建，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已进行股改和股权量化，收入在20万元以下的521个“薄弱村”中已有416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完成提标任务。

  相比之下，郑州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或许并不值得过度推崇，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郑州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对比较低，仅为42887元，在“双万”城市中仅高于重庆。对于郑州而言，未来仍需大力重视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步提升。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乐居综合